在漫长的滴声后，辛如那边终于接了电话，他告诉辛如的负责人自己已经把上传小说的时间全部做了保留，远远早于戴苟彬给他们供稿的时间，但对方避实就虚，一直在强调他们与戴苟彬签订的合同合法合规，至于侵权之说只是齐愿的一面之词，难以采信。

但他也并非一无所获，起码辛如方面告诉了他戴苟彬是贱术的员工，一切来龙去脉终于交代清楚，水落石出。

他又陷入一阵胡思乱想的状态：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中，有一些是否也出自像他这样的无名之辈之手，遭到“张冠李戴”之后成了那些诗仙诗圣的传世佳作？

他想起了《少年包青天》中的卢有涯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怀疑并非无稽之谈，有些诗人往往能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写出了震古烁今的词句，真的是忧国忧民的觉悟和国破家亡的惨景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怀吗？

或许他们在逃难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怀才不遇的落难才子，交谈中才子对他们透露了自己最近正在创作的词句想要以文会友，于是他们顿起歹心，在才子满怀“收复河山后就要把诗作公诸于世”的憧憬之时痛下杀手，曝尸荒野，随后将其作品据为己有了呢？

他上网查询了一些著作权的维权案例，发现多数受害者只是在网上抱怨几句，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成功的凤毛麟角，看来，前人筑起的维权之路，远远不够坚实，不够有借鉴性，不够深入人心。

他也高估了自己，他本以为自己能够理直气壮，据理力争，凭借这件事让抄袭者身败名裂，让这种丑恶的现象无所遁形，成为维权界敬仰的楷模，让天下所有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能够扬眉吐气。

然而在不与对方见面，只能隔空对峙的情况下，一切语言化作的武器都丧失了锋芒，他与那些深陷狼群而寡不敌众，引颈就戮的羔羊并无二致。

他曾怀着最崇高的憧憬，以最卑微的姿态手握刻刀，像一位全神贯注的雕刻师，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对石膏每个细节精雕细琢，绸布即将掀开，雕像却莫名其妙地打上了窃贼的烙印，在喧闹的街头招摇过市。

这事让他感到窝囊，窝囊到他不敢去看所有人的目光，他怕受到讥笑，好几天都在惶惶不安中应付着大脑袋交代下来的任务。

他并不想咄咄逼人，也不求物质上的赔偿，他只想让自己辛苦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东西能够物归原主，再听一句对不起，否则他真的会以为这个世界上毫无公理可言，他指望着这两个字活着，那会给他继续下去的勇气。

然而，他这种最基本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，反而自己像个巧取豪夺的强盗，被出版社、图书公司、贱术以及戴苟彬以替天行道之名合力围剿。

这个世界，某些事情有失公允的令人发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