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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是个合同诈骗的案子。被告人用一纸合同骗走了一个老太太的20万存款，是老太太的全部身家。一直到开庭，被告人也没有把这些钱吐出来。”
“我们很多时候要求被告人退赃退赔，都是站在从轻量刑的角度考虑，如果不愿意退，那就老老实实把牢底坐穿。案件被告人是个母亲，家里有个住院的孩子，需要用钱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极大可能是她的丈夫教唆她犯案，但被告人执意把所有罪责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，为的就是献祭自己一个，把赃款留给丈夫和孩子。再加上教唆犯很难证明，在案证据也只能指控被告人一个。虽然不退赃也可以由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，但执行阶段是出了名的老大难，能不能把钱追回来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“很滑稽的一点是，我读研时做过一个调研，在我的调研结果里，丈夫入狱后，大部分妻子都会选择坚守等待；而妻子入狱后，大部分丈夫都会选择一走了之。”他叹了一声，“这个案件也一样，自从案发，那个丈夫从来没过问任何信息，也不关心妻子的量刑，我甚至怀疑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”
“我觉得这一案很经典，也很有代表性，从结果上来说不够正义，但能说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可能不行。我不想讨论什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，又或者是什么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，那是学者该做的事，我只是个执行者，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分歧太多了，根本说不完。研究生们写论文时喜欢把‘不够正义’的罪责归结于立法，但问题往往出在司法。法律是一门权衡的艺术，除了‘正义’，我们还要考虑秩序，考虑成本，考虑我们本身的局限性。并不是我们不想要正义，而是我们暂时真的做不到。”
“所以，就宁可放过他们吗？”卢安棠眉心蹙成小山。
“不，是宁可慢一点。”
“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保护犯人的权利，他们都——”
“因为罪刑法定，因为罪责刑相适应，你，我，我们说了都不算。”应泊盯着她的眼睛，“不论多么穷凶极恶的犯罪人，面对法官检察官，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们都处于绝对弱势。权利和权力是两个概念，权利不是恶人的礼物，是保护每个人的盔甲，而权力是枭首的刀剑。今天能剥掉强/奸犯的盔甲，明天就能剥掉小偷的，最后很有可能只是因为袜子破了个洞就被枪毙。这也为什么我虽然不喜欢很多辩护律师的态度，但我依然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，因为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执剑的那个人。”
“我想说的是，正义不是终点，是条地平线。你追它就跑，但总得有人盯着它赶路——不然连方向都丢了。”应泊蘸了点碘伏，在病历本背面画了条波浪线，“法律就像这条曲线，永远在修正错误，又永远造出新错误。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让波峰高一点，波谷浅一点。”
“那要是一辈子都够不到波峰呢？”
“那就做个合格的摆渡人。”应泊用染碘伏的指尖点在她眉心，“至少让后面的人少沾点脏水。”
卢安棠讪讪地用手肘擦着眉心，突兀发问：“您和路队，认识很久了？感觉相处起来就像老情——”
“老朋友一样。”她火速改口。
“要说相处的时间，总共也不到两年，一年半吧。”应泊坦然地回答，“中间隔了十三年，算是……破镜重圆。”
卢安棠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目瞪口呆：“高中？早恋？”
“大惊小怪，你们学校没有早恋的吗？”应泊故作嗔怪。
“没……没，就是觉得路队那种不苟言笑的人居然也会早恋，挺新奇的。”卢安棠憋笑憋得伤口发颤，“谁追谁啊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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